房地产之祸:中国经济政策的战略问题
2016-08-18 22: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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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万江在全球未来论坛上的演讲 (2016-8-11)

   大家好!最近几年,除了偶尔零星地在微博微信说几句,我显然是很长的时间没有公开地正经谈论经济政策问题了,也没有再写过哪种内参材料去影响头头的决策。但是,对经济前景方面日益加深的不安和放心不下,促使我再一次地出来谈论这方面的事情。即便我现在的身份不再是政府政策研究者,但至少作为一位儒家学者,还不敢忘了“治国平天下”这一条。

   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出了点问题,而且问题需要从战略的层面,或者说需要从大的基本路数和格局上来重新看待。

  过去两三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基本思维,大体是这样一种看法,亦即认为08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在4万亿刺激计划下高速增长表明,要使中国经济高增长,根本就不成问题,但经济高增长败坏了自然环境,也没有质量,中国需要主动把速度降下来,进行结构转型的改革。有不少经济学家攻击经济增长,一些地方甚至不再把经济增长作为干部考核的基本指标。这种政策思维在认识上,是不认为中国需要像08至12年那样通过刺激政策和扩大内需来弥补因全球金融危机和市场衰退所减少的需求,而是认为中国应当像其他全球主要国家那样,通过破产兼并淘汰产能,从供给一侧的结构改革而不是需求一侧扩展市场容量方面来应对08以来的全球经济形势。这是两种不同的政策路线。当然,中央的决策试图兼采二者。既讲扩大内需,也讲供给侧改革,但总的倾向还是认为中国经济应当进入一个从高速增长放慢到中高速增长,更加重视供给侧改革,削减产能,提升质量。在某种被界定为“经济发展阶段一般特征”的认识下,中国经济好像是要进入一个必然像发达国家那样速度慢一点,但质量要求很高的经济转型时期。不那么高的速度,比较高的营商和生活成本下传统产业逐步萎缩或向国外转移,企业被迫创新,产业结构高技术和服务业化。总之,这种政策思维认为,中国不再能够像以往那样高速增长了,你必须学会把这样一种经济增长和产业生存的状况看着是一种中国经济就只能如此的“新常态”,一种你不要再指望从宏观政策到市场形势会有多大一个让你扩张的机会,因而需要重新调整和削减投资的那样一种状况。实际操作方面,我们看到,“新常态”说法无疑对企业和市场预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企业和市场预期普遍下修的情况下,需求政策似乎也不那么起作用了。2015年,中国货币投放和财政投资都数倍于08至12年时期。15年一年的财政投资高达5万亿,比过去三年4万亿还多。但经济增长仍未扼制下滑走势。经济增长从12%下滑到6.9%还没有见底,今年又会下滑到6.5%左右。那种认为好像很容易就能够把经济增长拉起来的看法,在新的事实面前,是有点浪漫了。在今天,要把中国经济增长提升起来,或者维持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水平,恐怕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经济遇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重大问题。

 对中国经济上述状况存在多种不同层面的解释。比如,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期”(有人甚至以第三产业占GDP比例超过51%,判断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这当然有点失之简单)。出现了传统产业失去成本竞争力,并加速向外转移,而依靠创新的产业又迟迟不太能够迅速支撑起整个中国经济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因此,中国经济不可能持续高增长,它总是会降到一个低一些的水平上来。这个状况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传统产业不行了,新产业又并非那么容易、那么快和那么多地被“创新”出来,两头不搭的状况,是比较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又比如,认为政策面上由决策方面自己来讲所谓“新常态”,是嘴败坏了手。既然你把速度主动降下来说成是“新常态”,那么,这种来自政策方面下修的重大信号在企业和市场造成的收缩或削减预期,是你即便出台数倍于过去4万亿刺激计划时期的需求政策,也仍然无法带动整个市场主体积极扩张,也无法完全对冲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的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增长下滑的原因。而且,企业和市场收缩预期下的投资削减行为,在中国“吹口哨”一起干的体制下所形成的加倍负乘数效应也是一个坏消息。全国各地那么壮观地大家一起削投资,这对增长会带来多么大的加速下行压力呀。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实际的政策是采取了需求扩大与供给侧收缩搭配的对冲政策,才不至于让经济增长下滑到跟欧美那样的衰退。关于这一点,我特别强调过,这里不再多说。此外,批评“新常态”说法的人认为,宏观政策上故意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不是有利于解决产能过剩,而是制造了产能过剩。在常规经济增速下,中国经济就客观存在着那么大的需求,你若强行下调经济增长速度,以往的产能只不过是相对于你刚刚人为降低的需求而显得过剩了。当然,这种质疑主要还是说不要制造新的产能过剩。政策讨论中所谓的“产能过剩”,主要还是指08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市场需求下滑,中国出口产业及其相关国内行业相对于国际市场需求是产能过剩了。

  在这个演讲里,我主要不是谈政策技术面上诸如怎样避免“嘴败坏手”、“需求政策和供给侧改革如何搭配才更好”这类问题。我要讲的问题是,假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通往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必然会经历传统产业逐步失去竞争力,创新产业重新支撑经济增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存在要么掉入传统产业和创新产业两头不搭的经济陷阱,要么顺利过度到高端经济,那么,中国当前到底是不是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需要放弃传统产业,而千呼万唤创新产业的阶段上了?从经济道理上讲,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以及发展的条件尚未能够充分地让其已经成功的传统产业维持其生存,又或者它的制度和政策结构在改善发展的高成本环境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格局方面尚未采取行动,那么,你那么迫不及待地把中国经济逼入绝境,那就是需要重新检讨的。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中国问题的实质,我先简要描述一下西方经济思维下产业转型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而中国目前的困局又是如何形成的。这里所谓“西方经济思维”,是指在充分的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制度下思考经济增长及其经济结构的变化。大家熟悉世界上从欧美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化的转型过程。而且,我们熟悉的分析,是认为当初级产业发展到一定时期,它的工资成本和经营成本都会上涨。它为什么会上涨呢? 一般认为,既然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本积累和企业盈利的提高,那劳动力工资也自然是要求上涨的。不能说老板赚了很多,你好意思不给工人涨工资。那会引起工会斗争。涨工资才能提高收入水平,不然就没有发展了。工资和收入水平提高,就会有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需求的升级,而资本积累在其产业的技术可能性及其创新之下,会不断地投资高级的产业,如此就发生了产业向高级化的转型。用索络模型的概念讲,这叫“资本深化”。当然,也会出现“资本广化”。开初,当城市面临劳动力需求扩大和成本上涨压力时,持续的城市化就会把农村人口自由流动进来,从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方面对冲成本压力,直到城市化结束。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个工业化通过城市化把更多的农村人口转变成为产业工人而消除贫困,直到出现一个有宽度的工商社会及其大众消费社会的过程。这是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消除贫困,惠及普通民众的基本机制,也是产业升级在市场消费动能上的一个基本条件。当这个过程足够充分,劳动力供给不再近乎无限而日益枯竭,产业成本上涨的压力不再有贫困劳动力进入市场的对冲作用。传统的产业就越来越不适应高成本的经济环境,并迫使其向不发达国家转卖或转移传统产业。在这个过程中,从美国到日本,从日本到四小龙基本上是转卖,就是说,那个时候世界各国都搞产业民族主义,拒绝外来直接投资。这迫使发达国家干脆把做传统产业的企业和技术卖掉,不再做这个产业了,也不会再从这些产业里面分一杯羹、甚至分大头。但在80年代以来出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新一轮全球化中,中国承接的是一个发达国家维持国际分工高端环节,只把微利的生产部分转移到中国的打工经济。这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收入水平有很大影响。日本和四小龙干传统产业三十年后的国民收入水平,和中国干三十年后的国民收入水平有很大差别。这与中国处在一个低端分工链上的国际剥削结构有很大关系。当然,我们从打工经济学会了如何干传统制造业,慢慢地我们发展出了中国自己的传统产业,并逐步往产业链高端移动,以至于中国在几乎所有产业里都有一个大发展。当初开始新一轮全球化时候,发达国家用国际产业分工的价值链锁住发展中国家的格局,至少在中国是有一个突破。这一点,我以往多次谈过。这里不多谈,因为我今天这个演讲的重点不是分析中国开放经济的特征。谈到这一点,是想指出,无论是什么原因,当一个国家国民的收入积累相对滞后,它能够为经济转型提供的市场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升级对产业升级的牵引动能,就也是不充分的。许多高级产业的出现通常更多地发生在一个民众更有钱的社会,而不太能够发生在大多数人买不起太贵东西的社会。前面讲的这些个意思用荀子的话讲,其实也就是“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穷于欲,两者相持而长”的道理。一个社会里买更好东西的“欲”(需求),跟能够生产出来的更好的“物”之间,是一个“相持而长”的关系,哪方面差了或是不充分,也就影响增长。

 我注意到,分析家们对整个转型过程的分析,忽视了资产市场上的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对加速提高商业成本的影响。在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经济下,开初的资本积累完成后,进一步的投资并不是都发生在更高技术的实体产业上,有很大部分是投向了资产市场。因为此时,社会中有资本去追捧和制造资产市场本身的自我增值。有越来越多的钱投在股市债市,也就用资本的规模而非实体产业的收益抬升了资产价格上涨。

  如果说证券资产的上涨多少还是让发行证券的实体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资本,从而有可能促进企业发展,那么,当资本借助城市化进程而抬升房地产价格,那就出现一个可能非常不利于改善经济环境的状况。如果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方都只是确实需要住房而持币购买的消费者,而供给方也只是确实用于建造住房的投资者,也就是说,当房地产仅仅作为一种耐用消费品来建造和销售的时候,那么,在其消费者和投资者预算约束下,房地产市场的交易及其价格水平可能就还是大体健康的。它不会涨到人们买不起的程度,也不会低到投资者没利润。可是,实际上,房地产作为一种相对普通商品更加稀缺的东西,它往往是被作为一种用于增值的投资品资产来投机的。持有和追逐房地产的投机资本规模,本身会让房地产交易脱离实际的居住和利用需求,导致资本不断抬升房地产价格,直到没有人再跟进。不仅如此,金融机构开始用信贷杠杆介入房地产双方交易,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和更有风险。金融机构既给房地产的供给方贷款,也给房地产的购买方贷款,从而进一步形成信贷杠杆基础上依赖涨价预期和涨价路径的高风险交易繁荣。如果人们预期到房地产价格会被不断推高,而信用杠杆又总是能够轻易获得,房地产投机就会被鼓励。结果房地产交易也就完全脱离真实的房地产消费需求、收入水平和预算约束,并不断地积累极高的金融风险,直到出现金融危机。对这些“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资助,实际上又让整个国家的财政和信用为这些房地产投机者和金融机构的疯狂行为买单。这个过程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十分恶劣。房地产价格不断地上涨进一步抬升了所有产业的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更高的住房价格意味着在实体产业领域工人必须向老板要求更高的工资才能住有所居,意味着企业必须把更高的商业用地支出和用房支出计入企业的商务成本,并进一步迫使企业通过提高自己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来消化成本,从而导致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一同上涨。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环境中的产业成本高到唯有把传统产业转移到低成本地区才能生存,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就缺少这些产业的支撑,并表现为经济增长下滑。

  从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角度看,房地产投机不仅丝毫没有增加社会财富,而且它更多地类似于一场劫掠性的社会财富再分配。通过价格上涨机制及其普通民众对住房需求的刚性,社会财富被集中到那些对社会毫无真实贡献的人手里,形成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并败坏勤劳致富、创造致富的社会价值观。可见,房地产投机是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加速抬升产业成本,并让其产业失去竞争力的主要威胁,也是破坏社会结构平衡的主要威胁。

 有一种关于发达国家为什么出现经济增长水平比较低的解释认为,发达国家人民什么东西都有了,不像发展中国家人民这样需要买更多东西,所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水平比较低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太多增加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用经济学的语言讲,这叫做“边际消费递减”。这样解释有点浪漫,但也许部分地有道理。实际上,更多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高工资形成的经济高成本无法容纳更多的产业,从而使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不再那么广泛和有成长性。当初你有很多的产业,经济增长很快,但后来那些产业给转走了或关掉了。然后你的经济增长也就掉下来了。掉下来也就掉下来了,没有太多的发生新的创新产业有足够能量能够把经济增长重新撑起来像过去那样高增长。美国反省08金融危机后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根子在美国失去了维持制造业生存的经济环境,使得资本更多地投向虚拟经济和资产市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所以,自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国一直在为重振制造业而努力降低经济环境的成本。比如开采更廉价的天然气降低能源成本,比中国还低的房地产价格,给制造业更多的减税和其他优惠,鼓励外国在美国投资制造业,鼓励逃走的美国制造业回国,外交上施压中国升值人民币汇率,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以为美国制造业找出机会,甚至美联储的多轮量宽政策放出的美元游资到中国资产市场大炒房地产以抬升其经济环境成本,这也间接地客观上帮助了美国制造业的比较竞争力等等。只不过,美国的人工成本是中国的10倍,美国再怎么打造制造业环境,它的竞争力始终是很有限的。你即便挖空心思从迫涨汇率、从游资进来炒房地产等方面把我们中国的制造业搞得成本高企,制造业要转移也更多地转向其他“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反观中国,我们上上下下对商务成本上升导致中国日渐失去制造业竞争力的回应,好像不是如何去整饬经济环境,维持制造业生存,而是很错误地任其传统产业消失,然后很浪漫地指望很快搞些创新产业出来,就能够一下变成发达国家。广东说要“騰笼換鸟”。你一个省可以这么说,反正广东是喜欢把各个地方的新东西弄你那里去“換鸟”嘛,但整个国家都“騰笼換鸟”,那不行,也做不到。什么人那么牛气可以搞出那么多新饭碗来换掉十几亿人的老饭碗吗?我前两年批评国务院的领导,说他们不像是中国这个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总理,像是广东省的省长似的,说话做事不考虑全国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不要创新,更不是反对科技进步,而是说,你哪方面出了问题,你就治哪方面,别用其他方面来掩盖问题。你看人家美国那么重视科技和产业创新,但08以来也没听说它马上就能用个什么新产业把美国经济给撑起来。台湾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转移传统制造业,说要产业创新,但至今你也没有听说台湾在产业创新方面搞个什么名堂出来重新把台湾经济给撑起来,以至于台湾现在经济增长在很低的水平上。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比美国人、比在台湾的中国人更能干,我不知道,但一码归一码,中国的经济环境恶化了,你就治经济环境,别用其他来遮盖这种事情。

 以上我们分析了“西方经济思维”下经济转型如何发生及其相关问题,我们特别强调了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制度下,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出现的房地产市场投机如何构筑了一个高成本的经济环境,从而加速了传统产业退出,削弱了经济增长,破坏了社会平衡。这是一个教训。那么,中国的经验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当然如此,而且问题更特别。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围绕土地政策来展开的。为什么土地问题那么重要呢?这除了因为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始终存在着人口众多与土地较少的矛盾,并存在着无论是按照三代井田制那样的公有制,还是按照商鞅变法以来土地私有并自由交易的制度,都很难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在农业时代,夏商周三代,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生产力和可以开垦的土地,这意思叫做“有人此有土”(《大学》)。所以,中国早期形成了重生的和强调人的价值的文化传统,以及用礼治协调尊重各种关系以避免过多杀戮这样一种重视和谐的政治体系。但更多的人口会慢慢地与土地的有限性形成矛盾,并更加重视单位土地的充分利用。韩非子说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於乱。”(《《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韩非这话揭示了中国人多资源少的问题。一家生五子,儿子又生五子,一辈人十来年的功夫就二十五孙子了。这样下去几十、几百年后,那人口规模就大了去了,会出现“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土地私有激发人们利用土地的积极性及其生产效率改善,是从三代井田制转变为土地私有及其市场交易制度的根本原因。可是,土地相对于人口的稀缺性及其巨大缺口,使土地市场始终不是一个正常的供需平衡宽松的市场,而是一个放任的自由交易就始终会推高土地价格,并使产业生存和创新变得十分艰难的市场。在这样的环境中,通过市场的或非市场的方式占有土地始终成为一种资本获益或财富储存的形式,而非仅仅只是一种消费形式。资本盯住土地的兴趣,以及未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古代普通农民要靠出卖土地来应对天灾人祸之困难的现实,往往使得土地会逐步地集中到少数地主手里。由此形成土地兼并带来的雇农经济及其剥削结构,并形成治乱循环的政治脆弱性。有学者说古代土地集中到一些人手里,是改善了资源配置。其实,不是这样。古代有能力买地的人大多是农业以外的人。比如有官俸收入的人,做生意的商人,很少一部分才是身强体壮的农户靠种地获得的收入去买地,而且,买了地也不再是他们自己去耕种。有官俸收入的人,做生意的商人买了地就更不是他们自己去耕种,他们只是改变了土地的产权关系和收益分配结构,并未改善土地利用的生产效率。中国人在过去两千多年里形成的经济习性,是一有钱就买地买房。房地产投机盈利的非生产性和非创造性,使得社会对富人的看法显得消极。更多的财富往往并不代表你对社会有更多的创造和贡献。他们被称为“聚财”者,意思是你不过是设法把社会中其他人的财富聚到你这里来了而已,并没有增加财富的创造。富人富裕的方式并不那么受人尊敬。这非常有趣地形成了中国社会“为富不仁”的富人,要么隐藏自己的富裕,要么用支持乡土公益性事务的方式去“仗义疏財”。这种状况使中国古代社会底层在经济困难时期,比较容易煽动出政治造反或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历代儒家对治理这个状况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西汉末年王莽上台后,他试图推行井田制,也就是土地国有化,他失败了。把国有化和私有化结合起来是不是情况好一点。这没试过。在古代,从财富分配上确立一个富人不那么富,穷人不那么穷的原则,还是能够尽可能地减少社会矛盾。比如,董仲舒讲“度制”:“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第二十七》》)这种话放到今天讲,也大体还是对头的。

  反思中国古代社会为何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许多解释中,有一条认为,除了科技原因外,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本在土地投资上的畸形机会抑制了资本向工业领域的投资。这种解释非常大地影响了主导中国现代经济政策的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蒋介石。他们认为,中国要想发展现代经济,不能只在农业农村经济里面打转,要从农业与工商经济的关系入手来加以解决。要发展中国的现代工商业经济必须禁止资本投向农村土地,以此逼迫资本向城市工商业投资。这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和蒋介石《中国经济学》里面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且影响深远的政策。换句话说,在人多地少的中国经济里面存在着一条你让房地产起来,就会让工商业下去;让工商业上去,就要让房地产下去的规律。在人少地多的俄罗斯不存在这样的规律,在人地适中的美国也不存在这样的规律,但中国就是这样的。蒋的另一个政策是,国家用一笔财政资金或国际上去贷款来赎买农村地主的土地。这一方面是要把赎买来的土地分给失地的农民,以促进农业生产。另一方面是要把土地资本变现成赎买金的地主赶到城市去进行工商业投资。如此,中国将实现一个农业和工商业两部门双启动的经济起飞。蒋的政策很聪明,但是,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在打仗,上述政策无法兑现。这便出现中共“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进而农民的获利在政治乃至军事上演变成国共政治竞争中共产党政权的胜出。蒋的上述政策在1949年后的台湾逐步推行,成为国民党推动台湾经济起飞的关键政策。在中国大陆,毛主义快速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把农民到手的私人土地重新集体化和公有化。在这里,我们需要从两个层面看待毛主义中国的土地政策带来的影响。一个层面是从孙蒋以来如何制止资本炒作农村土地,让其投向城市工商业的角度看,毛主义无疑是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这样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它使中国在极低的土地价格及其产业成本上快速实现了早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古代社会因土地市场畸形机会而抑制工业化的逻辑出现扭转。这是一个今日人们看不到或者已经忘记了的重要成就。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解释这一线索的丢弃如何导致中国今日之困。此外,在农业生产效率的层面上,公社体制下毛主义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人民吃不饱饭。邓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大体上是针对这个层面进行改革。看上去,邓采取了往孙蒋方向回调的政策,废除公社体制,让农户获得土地使用权而重新启动农村经济。农村产生了“万元户”,但他们依然不可以去买地,这迫使他们投资“乡镇企业”。我们看到,邓主义改革一方面坚持了第一个层面以土地集体所有或公有制继续阻止城市资本追逐农村土地,而又在第二个层面往私有化方面回调。这叫“集体所有,包产到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各地投资企业,是由政府划拨土地,不像今天这样花很大一笔土地费用。有些地方甚至用白给你一块土地建厂房这样的“优惠政策”条件来吸引外资建立制造业,并使他们的运营成本很低。这都得益于那时的土地制度和政策。这种政策使中国在80年代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和发展一开始就避免或绕过了由巨大人口与土地资源稀缺的严重不平衡所可能制造的经济环境畸形。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制造业在相对低的土地成本下迅速地以其低成本优势发展成如今在众多领域全球规模最大。换句话说,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现的经济发展,尽管有许多成功因素,但其得益于中国土地制度实现的低成本及其对畸形经济环境的规避乃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前面用那么多篇幅去追溯中国经济政策史,就是想要强调这个一般人可能已经看不到而看不到就会出大麻烦的结论。

 然而,不幸的是,如今,中国经济果然在这个问题上出大麻烦了。在90年代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中国各地政府对日益增加的城市居住需求感到十分为难。政府没有那么多的钱去为新增的城市人口修建住房。于是,让社会资本进入房地产业进行市场投资和自由交易成为住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有中国经济史背景的人会知道,这恐怕可以算是把魔鬼放出瓶里的第一步。起初,社会资本的房地产投资和自由交易限制在城市,并由政府严格控制土地的供应。后来,当城市规模以倍数扩大到将把越来越多的城市周边土地纳入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住房市场后,巨大的谋利机会和房地产市场的特性,使房地产商和政府形成了城市资本掠取农村土地的合谋。房地产资本借助政府征用农村土地的权力不断扩张土地,地方政府则利用房地产资本对土地永无满足的胃口在土地一级市场获取土地出让金,并成为财政支柱。这就是说,近代以来利用包括土地的集体所有和国有制在内限制工商资本追逐农村土地的政策,在这一利益合谋下,不仅形同虚设,而且,它甚至比纯粹的土地自由交易更加恶化和扭曲了中国经济环境。自由派人士批评这是一种“官僚资本主义”的做法。政府站在房地产资本利益一方去掠夺农村土地,而不是让农民与房地产商之间自由交易,把土地收入留给农民。尽管这样的批评在诉求农民利益方面看起来很正义,但房地产资本制造的麻烦远不是这种是否让农民也分一杯羹的问题,而是在中国这样一种人多地少的国家里,不仅一个足够自由交易和充分反映供需关系的房地产市场本身会制造畸形的经济环境及其要素结构,而且它如今依靠日益复杂的金融杠杆和资产炒作所制造的奇高价格和风险,已经让中国变得越来越不再适合发展制造业和各种对商务成本敏感的产业。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邓小平以来严厉控制城市资本追逐农村土地的政策和制度传统已然被藐视。中国过去两千年里土地资本抑制工商业发展的逻辑再次浮现。只不过,它在今天表现为制造业外逃,传统产业衰落,而政治家们以为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必然出现的“新常态”,仿佛中国社会更多的创新及其各种科技神话可以立即弥补和扭转这个产业空洞化趋势而让中国经济迅速站到一个无论经济环境多么扭曲,商务成本多么高企也仍然可以快速增长,并指望前景光明的台阶上。

 中国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政策抑制房地产资本,重塑经济环境。这样做不仅是疏解中国产业发展困局的需要,而且,它仍然有一套经济道理的支持。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就解释过为何不能让土地的私人所有者获得土地增值的收益。他的理由是,土地的私人所有者对土地的增值没有丝毫贡献,土地增值是由于社会人口的聚居、周边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和政府对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带来的,因而,土地增值的收益应当归社会。由此,他主张“平均地权,照价抽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政策。也就是认为土地的增值收益权应当平均给社会,而不能让土地持有人独占。土地的产权人自己向政府报价,以后出现土地交易时,涨价部分全部由政府用税收收走,用于公益。这叫“照价抽税”。孙中山认为,政府出于公共建设的需要有征收土地的权利。如果土地产权人低报地价,减少抽税,那么以后政府征收土地时也会按照低报的地价补偿。这叫“照价收买”。低报地价会让其得不尝失。这样的政策会让土地产权人诚实报价。

 显然,孙中山这个政策的实质,就是要让资本投资房地产无利可图,以便把资本引导到工商业实体经济。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目前或许仍然无法完全取缔房地产市场。城市化进程中的居住需求,仍然要靠社会投资。因而,我们或许只能通过比较严厉的房产税和资源占用税来打击房地产投机,把奇高的房地产价格降下来。可以设想,一个理想的政策,是当中国的居住性房地产基本上已经在实物面积数量上能够满足所有人居住需要,不再需要新建,房地产市场的交易更多地是已建住房的买卖。那时,“平均地权,照价抽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政策或许可以完全实行了。你可以把房子卖掉,但你原价多少你就卖多少,否则,涨价部分被政府收走。这是一个让中国社会不再有房地产炒作这回事的政策,一个让那些靠炒房子炒地皮凭白无故赚多少而扭曲国民经济环境和败坏勤劳价值观的人从此绝迹的政策。

 若如此,中国经济环境中的成本开始下降,劳动力价格依然有竞争力,人民收入的大头不再被房地产投机者收走,人们有钱消费而不是没完没了地归还按揭贷款。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趋近最低。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或教训: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必须放弃传统产业,而完全指望产业创新的新阶段或者新常态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理由是:

 首先、中国是一个尚有2亿每天收入不足两美元这一联合国标准的贫困人口。如此巨大规模贫困人口的存在,乃是中国尚未走完工业化依靠城市化把更多农村人口纳入城市产业经济这一消贫过程的基本证据,也是传统制造业在中国仍然处在发展机遇期的基本证据。贫困劳动力人口进入城市以对冲制造业成本的所谓“人口红利”尚未消失。

 其次、中国经济环境中的成本上涨对传统制造业形成的巨大压力,主要是由中国房地产投机抬升经济环境中的商务和生活成本所致。对自近代以来孙蒋毛邓严厉控制资本追逐农村土地这一政策传统的背弃,以及试图把在中国具有特殊经济、社会、政治和历史涵义的房地产推向一个私有产权下自由交易市场的改革目标,应当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局负责。中国需要把土地制度和政策建立在高度重视中国“人多地少”以及反映土地供求关系的自由市场交易必然导致经济环境和要素价格结构畸形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之上,重塑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格局,根除房地产投机制造畸形经济环境的制度和政策条件,为中国产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创造良好环境。

 第三、尽管中国需要大力支持产业创新和升级,但中国的产业创新能力并不足以迅速支撑因放弃传统产业而带来的产业空洞,后者将导致中国既丢失传统产业,也无法用创新产业支撑经济增长的困局。

 第四、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尚未形成有足够宽度和厚度的大众消费动能以牵引中国产业的全面升级。中国城市富裕人口和少数发达地区的消费升级并不代表整个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普遍高消费时代。传统产业在中国依然有其市场合理性。

 第五、基于上述各点,我们认为,中国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适合并需要奉行一个全产业发展的政策战略。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在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别和产业发展条件等方面的不平衡性或多层次性,使中国从劳动密集产业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等几乎任何合理的产业都有发展的条件和市场需求。中国不是一个可以丢弃什么产业的国家。如果因为我们不明智地放出了房地产投机这个魔鬼而败坏了中国的产业发展环境,那么,中国要做的并不是把在恶劣和畸形的经济环境中求生存和低增长视为一种“新常态”,而是要对经济环境加以整饬,恢复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和产业基础。在美国那么发达和高人工成本的经济体中,政府尚且努力为制造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适宜的经济和政策环境,中国就没有任何理由浪漫到可以指望何种创新的高级产业结构能够让我们扔掉传统制造业,去过一种神仙似的经济生活。

  最后,我想重申,防止偏离中国基本国情,避免完全搬用西方自由市场知识的政策浪漫主义,是搞好中国经济,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经济工作从来就是务实的,错误的政策会导致不好的实际后果。中国是一个有自己基本国情和政策传统的国家,这仍然需要得到更加深入和透彻的理解。

  谢谢大家!

                                               (2016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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