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价值观与公民价值观

谈到官僚价值观与公民价值观的对诀。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社会的许多矛盾都跟官僚价值观没有限度地向公民社会的扩张和蔓延有关。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官僚价值观来主导的。什么是官僚价值观呢？官僚体系中地位等级及其尊卑，这是行政体系或行政化了的政党体系中的规矩，它是基于行政体系需要制造权威结构及其控制机器来保证为社会服务的公共权力和政治意志获得运行和贯彻的方式。在行政体系内，有官无官、官大官小是不一样的。一样了行政权力就没法运转了。但这套东西超出行政体系中的工作关系它就没有任何理由存在。这是必须有个分际界线的。把官僚眼里的那种人被分成若干大小等级和尊卑地位，然后有不同待遇和分配优先顺序的观念扩大到社会中来主导一个社会的基本秩序，这不仅会严重地颠倒政府与社会的基本关系，而且使整个社会形成官本位的尊卑贵贱结构，导致公平公正的法律秩序，乃致人的社会人格和尊严远离公民价值观所诉求的平等尊重和自由。即便是在官僚体系内部，你也得首先做一个好公民，然后去做一位上下关系中居上不傲，居下不僭的好官僚。

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官僚价值观过度扩张的问题。中国过去几千年讲“礼法”之治，里面始终存在一个官僚贵族尊卑等级的礼乐秩序与基于仁义之道的礼乐秩序的区别和演变这样一个周公与孔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礼乐秩序没有仁义之道，它就变成用贵族尊卑等级秩序来工具化社会，并压制和摧残人性价值的坏东西了。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还是能够感受到孔子申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意义。这不是说不要“礼乐”，而是说在仁义之道的基础上，再来讲礼乐的秩序。官僚们总是希望获得人们格外地尊重，乃致获得格外的利益。他们有通过破坏平衡性来人为地扩张自己利益的冲动。如果这种“礼”不适当地扩张到普通公民关系中来，变成压制和压榨人民的手段和方式，那么，人们干吗要支持这种不仁不义的“礼”呢？“性相近，习相远”（孔子），“尧舜与人同”（孟子）。人与人之间的基本道德价值是相同的、平等的，人与人之间应当走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上。官僚体系不过是为了造福于人民和社会这个目的才由政府采取的组织自己使之具备服务人民的能力这样一种方式嘛。古代也是这么讲的。比如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这里就不多引述了。政府怎么样组织自己使之能够更好地造福于人民和“安民保民”，这是政府内部的事情，不能拿到社会里来瞎显摆，不能把社会也编排成那样一个尊卑贵贱的权力秩序及其利益结构。社会里是普通公民之间平等自由的关系；是人民相互合作，谋求生活幸福，事业发展的地方。如果用古代圣贤的观点来看的话，社会里面的这种事情和秩序乃是一种“天秩”，一种基于仁义之道而彼此尊重的礼乐之序。你不要人为地去“扰民”，你“扰民”就把天道秩序中人民基于其天性的那种自然生长性、秩序合理性、关系和谐性、伦理庸常性及其背后的神圣意义弄坏了、遭蹋了。这个意思叫做“无为而治”。让人民在社会的自然秩序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社会本身有一种内在的自治性的秩序和法则。儒学叫做“礼乐”，仁义之道上的礼乐及其对利益的约束性。人们处在由社会本身的分工结构和交往性所决定的不同社会角色关系中，彼此尊重，和谐相处。政府是这种秩序中看守那些被社会视为天道法则，从而保证人的命运不被什么人“伤天害理”的所作所为改变，并避免陷入混乱的一种设置。为什么需要政府的这个意思在古代叫做“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但政府及其官僚本身不能制造混乱，不能破坏天道秩序和法则。你在社会中你就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你到商场买东西，你就是个顾客；你到公共汽车上坐车，你就是个乘客；你找农民买粮食，你就是个买家。你生活里走大街上，你就是一普通公民或某城市的市民。这跟你是不是什么官，什么局级或处级之类的级别没有关系。你显摆大家也不要认你这个名堂。你到馆子吃饭耍赖不给钱，咱们就跟你要（想想看，中国有许多乡政府的官僚到馆子吃饭耍赖不给钱呀）；你打人或是强奸妇女咱们就用足够制止你的方式正当防卫（邓玉娇案的公民价值意义）；你霸占别人的房产、土地和资产，咱们就告你。谁不公正处理咱们就喊谁下台。任何自以为是的“伟大”权力不公正，不作为或乱作为，咱们就一起主张政治改革、民主政治，申张人民把坏蛋或昏官赶下台的权利，如此等等。官僚只是在你职位范围内的工作关系里，你才是个什么官，并按照官僚体系的规范和要求做工作。官僚体系是功能性、工具化的角色体系。它可以而且有必要讲“君君、臣臣”，讲“上尊下卑”，讲总理管省长，省长官县长，县长管镇长之类比官大、比地位的东西。而且，即便是这样的体系，也还有个行政体系内的权限划分问题，或者改革的问题。官僚体系不是目的，造福而不能祸害人民才是目的。官僚体系不是社会和人民本身，它只是政府体系的范畴。把那样的上下尊卑关系不适当地扩大到所有的社会关系中来。这是非常混乱和错误的。什么叫做“一个仁义之道基础上的礼乐秩序”，就是所有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承认其作为人的基本价值地位，不得相互伤害、侵犯和侮辱，这不是什么伟大的这个或那个人物、政党赋予了你的价值地位，这是孟子所说的“天爵”，是生而作为人的天赋地位。在古代，所有人的这种地位，是作为受“王道丕平”的法律和政治保护的天朝“子民”的地位；在现代，则被称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地位。其次，才是尊重人在生活*中能化的角色地位，而且，是限制在你不断变化着的角色关系中而不能超出角色关系的范围。这意味着人们不能把社会当作一个编排尊卑贵贱的显摆体系和利益优先安排的垄断体系，乃至人的命运和前途可以被人为操控的体系。那不是符合孔孟之道精神的礼乐，也不是现代公民社会的礼乐。

我们说官僚价值观不能扩张到社会里来主导社会生活。这当然不是说政治家不能领导社会。但政治家不是官僚。官僚是行政体系内的技术性事务性职位设置，政治家则是从社会的政治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代表人民诉求的人。政治家作为一种政治代表设置，他们反映的是社会本身的价值观，而官僚则是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中国的问题在于政治家的官僚化。中国的政治家常常不是从社会过程中来明确自己与人民的关系，并在人民的选择性中来保证其对人民的代表性。政治家一旦被一种体制保证自己永远掌权，并按照权力设置来安排稳定的利益分配及其优先顺序，那么，他们也就官僚化了。政治家官僚化的后果就是他们与人民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政治代表关系。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优先性了。他们不过是在代表自己的利益说话，而不是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和人民的诉求。正如律师如果成了案子本身中的利益一方，那么，他就不是代表对方当事人而诉求，而是代表他自己在诉求了。

此外，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你把孔孟之道说来跟现代社会相通，那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政治现代化呢？这就涉及到价值与制度的关系。如果人民与政府的上述关系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来保证。这种价值秩序就不能真正实现，或者会被扭曲。在古代君主专制下，没有一种合适的制度来保证人民和社会控制服务于自己的政府不背离自己的目的。如果人民的权利不能得到申张，那么，政府的权力就会背离人民。人民的权利隐晦不张，政府和官僚的权力就会扩张，以至出现官僚贵族尊卑的价值观不断地向社会扩张而导致中国社会秩序的扭曲，形成官本位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当然，它是非正式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传统的“潜规则”中，而不是类似印度那样正式的种姓制度。官僚作为一个特殊利益群体到社会中来与民争利，或者勾结社会中的一些人向另一些人争利，这种状况对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仍然有非常坏的重要影响。对官僚们来说，这象鸦片一样，是非常上瘾而又有害的东西。假若当官而又不能使他们在社会中谋求十分特别的利益和好处，他们就感到做官没有什么意思了。而这往往又是以他们是否在社会受到“尊重”这样一种“礼”的语言来表达的。有权就一定要“富贵”的想法、心态，使他们常常把索取贿赂和在社会里面霸道看着十分“正常”、十分符合他们期待的事情。他们与普通民众不对称的影响和使用权力的能力，使得他们常常以超出官僚体系本身规范的方式来达成这样的诉求。这种把腐败和无耻当权利的状况，对中国社会风气的去道德化及其腐朽气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我特别希望政府要对各级官僚进行健康的基本知识和道德的教育，教育系统要把一种健康的基本秩序观念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来强调。一个社会要搞好，有些基本观念要深入人心。在知识上，这并不复杂，但许多人并不是真搞懂了，或者搞懂了就去钻各式空子。某些缺乏辩别能力的官僚和普通老百姓，不自觉地用官僚价值观来看待社会，也看待自己，那会出现许多十分滑稽的言论和事情。这需要我们这个社会知识分子发挥某种引导的作用。社会传统中某些心理的东西，往往需要深入的分析和反省，才能把自己导入到一个健康的道路上来。至于那些靠官僚权力与资本和各种势力的勾结来控制社会的利益结构和市场结构以为自己谋利的人，恐怕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对付他们。

2009、6、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