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的意义和作用
2013-12-26 15: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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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理论上,人民基于自身社会实情感动生发,表达对世道的感受、看法和评论,是三代政治天命系统的重要环节和方面。君主(政府)的权力来自其所受的政治天命(“奉天承运”)。上天授予君主政府权力是为了让其承担“安民保民惠民”的政治责任。上天根据君主政府是否做到这一点来决定延续、取消或改变权力授受。这一政治天命机制是通过上天设置在人民身上“仁义礼智信”的天道性理对政治的反应来实现的。此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这意味着,让人民能够自由表达对君主政府治下之世道的意见,不仅是人民天生具有言论表达的特性所使然,也是关系到整个政治天命系统有效顺畅运转的基本环节。

理解了这个政治天命观系统的运转,就能理解上古传统中何以会出现《诗》所记录的那种民间性很强的自由言论。比如《诗经》中著名的《硕鼠》就是“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毛诗序》)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第十七》)一语道出了诗在政治生活中的发动、观察、聚众和报怨作用。周历王打压民众言论而致国人暴动,形成周召共和,乃是言论自由传统的重大事件。召公所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名言,申辩“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史记·周本纪》),这几乎就是古代关于人民言论自由的政治宣言。

古人采取诗歌的形式,大约与那种时代交通和信息传播条件不发达,运用诗歌形式便于言简意赅,形象生动,郎朗上口,一听就懂。自上古以来,中国民间一直在通过民谣、童谣、顺口溜、打油诗表达社情民意。士人在诗教影响下则更为卓越地发展出唐诗、宋词、元曲等丰硕瑰丽的艺术表达,以及各类文章的高妙书写和传阅。这些或讽刺或歌颂、或埋怨或夸奖、或婉约或奔放、或凝聚或排遣的言论,如果能够在社会流传,那一般都反映着重要的社会信息、社会景况、人生遭遇、情感态度、经验智慧、以及政治变化的前兆。如果它与实际情况不符,那它就留传不开来。即便是在秦以后的中央集权时代,这种来自民间自发广泛流传,从而对任何个人来说风险很小的言论表达,都是无法禁止的。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当然,孔子“诗无邪”之教,也使人们重视言论的道义性,不可胡编乱造,信口雌黄。诗教所培育的言论表达,使政治生活形成了在民众和社会重视“口碑”的声誉机制,以及社会批评谏言的舆论监督环境。历代君王和官僚也都以获得众口称赞的“口碑”为荣,害怕众口唾骂,害怕被“千夫所指”而“遗臭万年”,进而为民造福,不敢胡作非为。

              (摘自杨万江《新古典儒学儒教论》书稿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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