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整体观念中的中日关系
2012-09-26 11: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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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中日之间诚恳地超越二战那段悲痛的历史所带来的阴影,从过去一千多年的中日历史文化渊源来看,从中日之于世界结构中的东亚所应承担的责任和应当发挥的作用来看,也从中国日益发展起来的能力、市场和自信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前途来看,中日两国在这样一个新的基础上来发展“东亚共同体”概念下更为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可能是中日两国政策的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学术界就这样的问题进行了非常有想象力的讨论。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的理想始终是他们的政治抱负。中国人对一个有文化传统亲缘关系的东亚在世界的影响和地位充满了重温过去数千年巅峰感觉的激情。可是,许多含混的问题又常常需要中日两国最优秀的政治家和学者来厘清。

东亚整体概念中的历史和政治理想,并非是认可日本二战时期那样一种用侵略、屠杀和征服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疯狂,而是中日两国以更密切的平等合作关系,及其整体性概念的“东亚共同体”,来肩负东亚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就像欧盟中的德法那样。今日的中国也将不是古代那样用华夏与“夷狄”关系中文明与野蛮、上国对番邦的朝贡体系和政策来处理自己与东亚诸国的关系。

我特别地感觉到中日观念中的许多问题,实质上是儒家传统的现代性问题,因而这也是特别需要今天的儒学家来处理的重大问题。在过去二千年中,日本从中国学习了儒家文化,并结合自己的实际形成了以儒家传统为基础的日本文化。在政治观念中,儒家传统有比较复杂的面向。儒学有建立在对人类“天命之性”具有“性相近”信念基础上的“天下主义”普世价值观,及其“化成天下”的理想。它深信,假使我们的文明根植于这样一个传统,那么,一个基于人类天命之性及其天下“至道”而建立起来的生活体系和政治体系,应当是天下普适和共荣的。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殊途而同归”。孟子曰:“达可行于天下而可行之” 。曾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 。

期待一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并“协和万邦”的大同天下,是过去数千年中任何以儒家文化传统为基础的社会所具有的政治理想。如果说“仁义礼智信”乃是儒家传统反复申说的天下常道,并“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古代的传统和我们今天的儒学,对天命常道的认识及其建立的生活和政治体系却是有变化的。

正确地看到孝道对于人类道德的培育所具有的意义,也许是东亚永恒的传统,但是,从天人精神关系中人类价值特性的天道性理及其“不可与天争职”所发展出来的人的不可侵犯性观念(权利观念),相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任何权威关系的重要性,是儒家传统日益迈向现代性的关键。我无法在这篇短文中详细地展开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论思考及其讨论。但这里需要就儒家传统政治体系的观念及其政治历史如何从古代形态转向现代形态的东亚历史和现实问题作出回答,并建立一种基于儒学而展望东亚未来的能力。

对父子关系的政治化强调构成古代政治体系最突出的特征。它处在由天人精神关系所塑造的天地之为人的精神父母,从而,天下人乃天之“子民”,任何人与任何人之间“民胞物与”,并接受天命委托的天子之治,但“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政治天命观及其民本政治系统中。由孔孟到朱子学的人性启蒙传统及其“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文明教化构成东亚古代文化最具影响力的教化传统和古典知识体系。这是儒学本身的传统。人类学家把父子关系的政治化考辨成一种与古代家庭关系承担经济生产职能和生活管理职能的历史阶段相应的政治传统。这当然过于简单化。天人精神关系中的父子关系及其所建构的政治天命观,反映着人类精神生活及其政治文明的基础性架构。涉及人与人关系层面的父子关系,在家庭、社会和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权力问题,才具有历史性面向及其历史变迁。人与人关系中的父子关系,在古代系统中被放大到社会、国家和天下的政治空间中来。孝道的温情和权力-责任关系被作为政治法则而参与了天下社稷的政治建构。圣王为民父母,天子替天行道,是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向政治生活的延伸。

由古代儒教所阐明的这个观念无疑是古代东亚各国奉行的政治法则。自上古以降的华夏中心主义观念在将这一政治文化传统传播到东亚各国时,东亚秩序中的中日韩越等国家,即以中国中心主义的上邦与下邦父子关系及其礼尚往来,建立了更多具有文化观念象征意义的“朝贡”形式。中国对东亚诸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及其利益天下的政策便笼罩在这个温情的面纱中。这个形式中的实际内容并非是“进贡”番国对天朝大国的单边利益输送,而是表现为中国在天朝大国的父尊地位上对东亚诸国孝敬态度给予更多利益回馈,以体现父慈子孝这一文化态度和政治原则的事情。中国以父亲般的慈爱、实力和文化,领导着这个天下秩序,并赢得东亚诸国的尊重。东亚诸国则从这一体系中蒙受着巨大的恩惠和支持。这个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匪夷所思的东亚“天下秩序”,包含着东亚基于孝道政治化传统的观念和政治历史。

撇开由近代西方的颠覆性力量介入东亚以来的外部因素,检讨东亚内部过去数千年传统的得失,我们可以看到东亚现代性产生的历史契机。

这个体系仍然只是历史性的,它内生着不断变化的可能性。在古代的东亚诸国内,既然政治传统不断地培养出民富国强的志向和实践,并加强着天子之尊的荣耀和人民的利益,那么,在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由实力的此消彼长所产生的东亚王道主体的争夺,便成为野心家们的谋划。

中国在13和17世纪两次悲剧性地发生蒙元和满清特骑强力入主中原的既成事实,及其日本对中原人接受既成事实的震惊,以及由此观察到的东亚政治实际中的实力主义,诱导了丰臣秀吉时代和20世纪的日本在同样理想下对中国的入侵动机和藐视。中国开始失去日本的尊重。

象蒙古人和满人统治中央之国进而位尊东亚、雄视天下那样的想法是日本20世纪发动东亚战争的深层历史原因。日本“大东亚共荣”的理想从根本上说,是东亚王道政治传统及其东亚一体化历史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但战争凸现了父子关系政治化传统的危机和儒家古代政治哲学“收拾不住”的危机。

政治天命观中人民的重要性不断被提出。但是,如果人民基于天道性理对政治生活的反应尚没有完善的制度化设置来和平地决定国家权力政治,那么,政治势力会从实力政治的权力获得性或维持性中,把事后的既成事实理解为天命的追授,从而产生“成王败寇”的去价值化实力政治观。野心勃勃和开拓进取一旦开始变成只是没有规范意义的政治修辞,那么,政治就无法远离战争和阴谋诡计。即便是血亲确认的继承关系仍然阻止不了颠覆性力量对权力的觊觎和蠢蠢欲动。更严重的是,假使一国人民不是基于天道性理中人的不可侵犯性,而是在自己的利益上去决断国家权力和暴力在天下秩序中的使用,那么,天下就无法厘定秩序之经界。这都违背了儒家仁义礼法之道的根本立场。

古代制度无法真正实现价值传统。价值与制度的矛盾关系是儒家政治哲学的内在变革因素。它意味着古代的东亚需要从政治天命系统中人的天道性理发展出更加清晰的“权利”观念、法治和民主政治,来重建政治及其天下秩序。天下之治的根本当是一套权利的体系。东亚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区别,不在于儒家传统的价值体系是否完善,而在于政治社会生活的制度是建基于孝道之上不太牢固的父子关系的政治化,还是建基于天道性理中人的权利。权利的体系更为有效地保障和实现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的伦理和对天道性理的尊重。可见,现代性在东亚的出现是东亚解决自身问题的历史必要。

循着东亚古代政治的问题,我们看到日本的君主立宪制道路和在坎坷中出现的人民中国。天皇设置及其天—君—民—天的政治天命体系的完整保留,使日本延续着东亚儒家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并扮演着对法治、民主和人权的文化支撑角色。在虚君共和中架构政治事务的三权分离和议会内阁制宪政民主,是日本政治现代性的方式。它成功地解决了政治天命体系中价值与制度的适应关系,并在东亚文化中融合了西方近代民主传统。中国清代特殊的满汉民族压迫统治关系,则迫使孙中山选择了带有民族主义内容和激进共和主义的民主革命道路,并在失去政治天命系统而出现价值失范的巨大风险中,艰难地走向现代性。中国随之产生的对稳定性和大同理想及其民本政治的钟情,让毛主义的“人民中国”及其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构造了中国现代史的奇特道路。日本从实君共和立宪到二战后的虚君共和立宪制,经历了参杂着近代帝国主义霸权战争和东亚王道主体争夺理想下的侵略、失败和战后重建的历史。

日本在战后迅速发展的经济,使其跻身于全球经济大国和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则在一系列民族危机中从左顾右盼、跌跌撞撞的摸索中站立了起来,并开始从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能力、规模和前景中面对世界关于中国再度崛起后的颂扬和担忧。然而,冷战时代的东亚所构造的“美国监护下资本主义的日本” 和“独立自主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鸿沟和对立,似乎仍然影响着两国关系的深化。让一个改革开放而经济市场化的新版社会主义的中国,与一个试图寻求自主性和政治大国地位的日本走得更近的思考,好像仍然是东亚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互惠而不相互嫌弃、“东亚共荣理想”、以及整合东亚力量以影响世界格局的潜力。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脱亚入欧”的口号及其在亚洲基于国家能力的傲慢,以及中国更老资格的华夏中心主义及其规模压制观,都妨碍着两国关系的接近。观察家们认为,让日本成为中国真正的东亚朋友的办法,是中国自身发展出令人钦佩的能力及其日本对中国的需要。而让中国喜欢日本的办法是陈述东亚传统的理想和文化,以及日本如何可以给中国的崛起事业带来帮助。

东亚本身的历史就是一个在天下观念中不断整合参与性而壮大的历史。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相比古代,显得能力退化。中国甚至尚未能够成功解决它自身的两岸问题。近代以来对传统的激进批判和共产主义的颠覆性影响所导致的文明虚脱,促使中国回归到文明主流传统中来理解东亚文化传统的基础,并发动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估计在日本产生了改善中日关系的现实需要。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几乎已经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趋势。中国已经不是任何国家可以轻慢的国家。中国再度崛起是21世纪东亚和全球政治最重大的事件。

一个几乎天命注定的逻辑将再度笼罩在日本所有人心中:在日本的规模上,无论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如何优秀,中国无与伦比的巨大人口、经济规模、领土面积、政治实力和文化历史的原发性都将无可阻碍地获得东亚最主要的国际影响力和地缘政治中心地位。中国即便在不那么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上所构建的经济规模和国家能力,就能够对东亚和全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中国的特性,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潜力。上天对中国的选择是东亚地缘政治领袖国家的天命安排。对抗东亚历史中重现中央之国的巅峰时代,是日本自近代以来与天抗命二百年而又始终绕不开的心结。在今天的东亚,如果日本继续奉行“脱亚入欧”政策以获得优越性心态,无异于自我边缘化的政治笑谈。一个基于自身人口和市场规模限制而对出口贸易和全球投资有更严重依赖性的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和战略格局的转变是敏感的。中国重要性的持续增强在日本足够引发国家战略重心的新调整。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日美安全同盟关系是日本面对中国而具备自信的基础,但日本真正的自信却取决于它自身是否直接与中国建立一种“东亚不战共同体”,乃至“东亚共同体”的战略磨合。一旦战略局势迫使日本重视中国和东亚,它将变成一个更愿意跟中国人聊天叙旧、做生意,并有地缘政治合作的邻居。日本将应验“如果你无法对抗它,那就加入它”的政治谚语。获得更多的受益,还是继续做华盛顿牵制中国的走卒而虚耗国家成本,这取决于日本的战略选择。

如果中国的崛起是无可避免的历史趋势,那么,一个尽早合作而构造基于中日核心的“东亚共同体”,可能比更晚觉悟而成为历史追随者的政策,更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无论日本在经济上多么发达,日本在国际政治中始终只是二三流国家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它总是地缘政治中心的追随者而不是建立者。它没有德国在欧洲通过德法核心成为欧盟领袖国家之一那样的精明。它的国民为日本沦为中美关系中插科打诨的不三不四国家而感到羞耻和担忧。

历史呈现在日本面前的机会是它可以与中国合作而建立东亚地缘政治核心的领袖国家之一。如果说日本在当前面临的选择是成为东亚的德国,还是东亚的英国,那么,一个对中日关系有更多过节的日本再过二、三十年或许面临的只是成为东亚的加拿大,还是东亚的墨西哥的问题了。也就是说,日本在东亚面临着成为中国的核心合作者,还是追随者的选择空间。华盛顿赋予它成为中国的牵制者的角色对它自己已经是个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情了。

 

 

 

( 杨万江 2009、9、1-3 2012、9、26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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