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传统下建立职业政治家制度
2012-09-12 23: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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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往思考儒家传统背景下的宪政,不象康晓光、蒋庆那样反民主,更不主张什么“行政吸纳政治”。我认为,民主和宪政都内在于儒家自身思想的开展中(参见本人相关文章)。但是,我要强调孟子关于“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而能也”的观点。

按照孟子,有私产的人在社会中比较有恒心,有一种希望建立长远的和稳定的社会关系考量。无私财的人,处在基本生存压力下,容易只看短期内的一己利益,甚至可能以邪僻的方式去谋生。所以,治国国家要尽可能地让人民有财产,至少做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但是,选什么人执政,情况就不同了。有私人产业的人去执政,比较容易为自己私产而滥用权力。无财产的普通人,连生存于社会的“恒心”都没有,价值观上也可能邪僻,做了官以后恐怕会十分贪婪地作报复性的以权谋私。可是,最好的政治去需要一种既无私人产业而又有恒心的人。选这种人,才可以避免权力被滥用。在孟子看来,只有“士”才能成为这种人。因为他们有一套相对独立的人生价值系统和相对特殊的成功目标(比如,“修齐治平”)。孟子这个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领先世界而被现代西方效法的文官体系的理论基础。现代政治中的技术官僚类公务员体系实际上就是孟子上述思想的体现。但是,作为执掌国家各级政府和议会决策和领导权力的政治家,他们应当如何产生呢?这个问题在古代是不存在的。在民主时代,它便是个问题。

古代帝制下,严格地讲,除皇帝以外,其余都不是政治家,而只是官僚。中国人常称“当官的”,指的就是这类官僚。帝制本身就产生于用行政和军事消灭政治竞争(诸侯竞争、诸贤竞争)的历史。而且,在帝制内,皇权也很有积极性压制官僚与人民之间的政治关系。任何不把自己置于行政官僚位置而置于独立的政治家位置上去赢得人民支持和拥戴的官僚都将被指责为“收买人心”而有图谋不轨之嫌。这是为何古代官僚要口口声声把“皇恩浩荡”放在前面,而不敢自己居功的原因。君主把官僚视为实现自己政治要求的行政工具,而不是让官僚与人民之间建立一种支持关系进而可以与皇权抗衡。所以,帝制之下,无政治性分权,只有各司其职,并相互制约的行政性分权。从黄仲羲开始,儒家才提出议会性质的“学校”来与皇权进行政治性分权和制衡,强调“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在现代民主中,国家行政首长、议会议员都作为政治家而与人民之间通过大选而建立政治关系。这种机制对保证政治家对人民和社会诉求的政治代理性,服务人民事务和体现民主价值,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

但是,如何防止政治家本身与资本利益勾结呢?这通常是许多批评民主制度的人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属于孟子提到的“恒产”与“恒心”的关系问题。我以往曾经谈到应当建立一种相对完整的职业政治家制度。就是说,政治家这个职业本是作为一种通过选举制度代理人民政治诉求和实现其愿望的职业。但这种代理关系很难避免社会中的不同人对政治家施加能量不同的影响力,使其所代理的诉求只反映某些特殊利益群体的利益。所以,社会不同群体对政治家施加影响的机会和方式应当公平,不能谁有钱给政治家更多捐款,或者有更多钱辅助其竞选,政治家就代表谁的利益说话。

如果一个完善的职业政治家制度,既规定了政治家的竞选机会和方式,也提供了政治家的职业活动的相对独立,不依赖于社会政治捐款而只依赖于公开的民众支持之条件,那么,政治家与民众诉求之间就会有一个健康的政治关系。这种条件包括,1)符合政治家资格而开展法定形式和次数之竞选活动的经费由国家选举委员会承担。2)鉴于民主国家给政治家参与竞选设置初始保证金的制度仍然不能保证竞选活动的政治公平性和严肃性,所以,应当建立政治家基本资格制度。政治家必须首先经过科举考试获得政治家这一职业的基本资格。3)获得政治家职业基本资格的公民,应当进入专门的政治家学院进行必备能力的学习并结业。这是现代“太学”的设置,得三代遗风,而有儒家教之。4)获得政治家资格的人可以自由加入不同政党。政党推举竞选国家权力职位的候选人,必须是获得政治家资格的人,并不得有私人产业。 5)政治家在其卸任后10年内,不得从事商业活动。其职业由国家安排在政治大学和智库从事教学或研究。卸任的政治家亦可自愿参与法律允许的以后界别的政治竞选。卸任超过10年,自愿脱离政治家职业生涯而从事其他职业的,以后不得再参加政治竞选。

只要完善上述政治家资格制度,竞选制度,教育制度和卸任安排制度,我们就可以形成政治家相对独立而其职业前景由选民决定的健康民主。它无疑保证了“无恒产而有恒心”之“士”治理国家的良好政治传统。

然而,所有这些制度安排都不意味着取消民主。恰恰相反,它试图通过一种公平的前置政治制度来向选民提供优质的政治侯选人,并保证政治家有不依赖于社会特殊利益集团而被资本势力,乃至黑恶势力操纵的经济和职业生存条件。选民以自己的理性(天理)对政治家的政策主张和竞选纲领所作反应(格物致知),决定国家权力的授与。历史已经表明,任何绕开人民的诉求及其对政治权力的民主决定权,只在权力体系内部进行政治权力分配和操纵的政治,无论它是否采取了何种“行政吸纳政治”的意见谘商,都必然是专制的和腐败的政治,或者是分赃的和藐视人民的政治。

如我多次指出,民主和宪政都可以内在于儒家传统政治天命观系统的现代开展中。上天通过设置在人民身上的天道性理对政治之于他们的影响所作的反应,具有天命意义。人民的理性选择,就是天命授受的依据。通过这种方式,人民在政治上相对国家权力者实现孟子所谓“民贵君轻”的主体地位,体现出荀子所谓“天之生民非为君,天之生君以为民”的人民优先性。这就是民主。政治秩序作为效法天道秩序的安排,必须遵循基于“性相近”的人性平等价值而展开的礼法秩序。这就是法治宪政的基础。任何自以为高贵或者能够体察天命的人,本身并不比他人特别高贵。他们都被天命地赋予了同等的人性及其价值。政治安排一旦跨越这一点,那就是在僭越天命而狂悖地“与天争职”。定天命之分,方能止争以治。这是人们久违了的儒家荀子传统。

 

 

                                            ( 杨万江 2012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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